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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但从其他几个理由得出宪法实施法的结论，则颇可质疑。

但从其他几个理由得出宪法实施法的结论，则颇可质疑。

[54] 郑成宝等人诉五莲县人民政府案的判决，为认识违反重大行政决策集体讨论制度的法律后果提供了启示。在理顺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之后，行政机关本身不一定实行合议制。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3条第1款列举规定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范围。可以合理推测的是，扬州市政府也会按省政府的要求作同样的规定。能够获得公众合作或支持的最佳方式就是法律，因而组织法必须获得像普遍性行为规范那样的形式和尊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行终634号行政判决书。[47]参见叶必丰：《论行政机关间行政管辖权的委托》，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1期，第94页。

对属于内部行政法范畴的行政决策规则及会议制度，有的国家早将其截取为外部行政程序。又如，《江苏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设立了省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省长办公会议、专题会议和全省性会议制度，其中第15、16条分别规定了省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任务。实际上，所有被作为宪法渊源讨论的法律素材（宪法判例、宪法性法律与宪法相关法、宪法惯例与宪法习惯法、国际条约、政策，等等）都具有强弱不同的权威性。

笔者也基于现代成文宪法的最高法律性，经由规范性—至上性—封闭性的逻辑链条，推导出如下结论：宪法位阶的封闭性，自然导致宪法渊源的封闭性。限于篇幅与主题，本文无法展开。因此，宪法渊源问题必须被重新提出、重新讨论，改变其混乱的状态。而在周叶中教授看来，宪法发展揭示了我国的实质主义宪法观，即更关注宪法的实质内容并兼顾宪法的规范性与发展的规律性。

在此意义上，尽管要警惕合宪性审查视角的可能遮蔽，但也要认识到，合宪性审查（宪法解释）本身就是破除遮蔽，并形塑良善的宪法之治的不二法门。宪法渊源与宪法概念 宪法渊源的基本问题设定是：我们可以把哪些素材当作、看作乃至称作宪法。

也就是说，对于以发展和实施宪法为目标的立法和政治运作，仍应施加事先与事后的双重控制。纳粹德国同样宣称自己拥有宪法，且宪法文本或宪法法并非真实的宪法，真实的宪法甚至是排斥书面的规范化固定的，以其不是一种僵死的应然秩序，而是活生生的实然秩序。同样基于经验观察，翟国强指出，不同于西方主要依赖宪法审查的宪法实施，中国的宪法实施存在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的双轨制。举例来说，法律学说在各种法律渊源中可能是权威性最弱的，但却可能实质性地决定宪法解释的样貌。

如果此规范体系完全无法对接政治秩序，政治秩序就必然会在没有规范依据的地方自我塑造，最终反过来对僵化的宪法规范体系造成反制。在此意义上，通过立法的宪法发展乃至通过合法律性解释的宪法发展，都是可以成立的概念。这里不难发现宪法解释的方法论讨论与开放的宪法渊源理论之间的同构性。共识同样存在于此次论坛的评议意见中。

不难发现，封闭的宪法渊源观与开放的宪法渊源观并非绝然对立的，而是有着微妙的沟通机制。正如冯威所反思的，尽管凯尔森的规范层级理论几乎取代了关于法律渊源的讨论，使其成为了冗余的概念，但是法律渊源学说仍然可能承担更多议题研讨的功能：从法社会学上追问法律的成因。

有学者主张将宪法的解释置于我们的法律传统在精神科学中的关联中去理解，要借助精神史的方法解释宪法中那些显然具有特殊观念背景的概念，要考虑到宪法规范的内容都来自政治上的目的设定，等等。部门法的学理于此就具有助成宪法解释的功用，亦可被纳入开放的宪法渊源的范围。

而探寻宪法解释的边界，无非是在将其他因素纳入形式宪法的实践要求下，如何避免形式宪法的规范性（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约束）被掏空。这里只是想说明把宪法渊源作为方法对于宪法学的方法论本身的意义。冯威亦认为，‘宪法渊源对于宪法教义学来说不仅是冗余的，而且甚至有‘喧宾夺主之虞，因而宪法渊源的理论意义甚微，不如以国家机构法的范畴建构来消解宪法相关法宪法性法律范畴带来的混乱。而在博肯福德看来，正是法律实证主义严格分离规范与事实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宪法的规范性没有被加强，反而向政治事实投降了。但实际上，宪法解释本来就意味着观察政治事实，并吸纳其符合宪法治理目标的成分以充实和发展宪法文本。将既定标准下的分析和批判对象作为新的坐标原点，一方面可以避免一些六经注我式的主动误取。

在笔者看来，这些问题至少包括：宪法概念、宪法解释、宪法发展、宪法实施，以及宪法与政治事实。在法律位阶原理下，对宪法典、宪法修正案、宪法判例与宪法解释、宪法性法律与宪法相关法、宪法惯例与宪法习惯法、国际条约、政治事实、宪法学说等被视为宪法渊源的各种法律素材的逐项分析。

青年论坛的四位主报告人的核心结论分别如下：雷磊认为，中国宪法的效力渊源的表现形式只有宪法典及其修正案。如果认为宪法什么都是，那就实际上会导致宪法什么都不是。

因此，何为宪法是值得学界进一步加以更为周延回应的课题。什么都是宪法，宪法就什么都不是了，正是开放的宪法渊源观的自然结果。

宪法发展的语词，暗含的逻辑是：发展出的新内容也是宪法，从而自然指向了开放的宪法渊源观念。尽管视角更加宏阔，进路不尽相同，在比较法对象选取上也更加多元，但与会学者却殊途同归地形成了更高的共识，即更加明确甚至绝对地认为：唯有宪法文本才是真正的宪法渊源。但此种认知必须以助成而非消解宪法的规范性为目标。对合宪性审查式的宪法渊源的反思，意味着回到模糊乃至混乱但含义丰富的宪法渊源概念本身，去观察和思考宪法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

把宪法渊源作为方法可以作为对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前提下的规范性简化思维的反思。佩岑尼克将法律渊源区分法律的必然渊源（must-source）、应然渊源（should-source）和或然渊源（may-source），也部分是基于权威性的差异，其相互间发生冲突时具有不同优先顺序。

以及在法概念论上考察什么是法律。宪法的效力渊源就是合宪性审查依据的法律效力的来源，而宪法的认知渊源则是指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内容的来源。

离开这些因素，仅仅依赖宪法典本身，可能难以作出任何的合宪性判断。换言之，我们当然可以去问：合宪性审查所依据的宪法应该是什么，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宪法是什么。

雷磊将宪法渊源区分为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这些特殊性在于：宪法的静态与宪法生活的动态（Statik des Verfassungsrechts und Dynamik des Verfassungslebens），宪法作为法与政治的联结（die Verknüpfung von Recht und Politik），宪法规定了政治国家的基本秩序，其中心内容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存在大量的概括条款，等等。把宪法渊源作为方法意味着对这些议题作转换视角的二阶观察。人类的经验也表明，如果政治过程脱离了规范性宪法所定的运行轨道，规范性宪法之后的经验性宪法常常乃是这种失败的真正原因。

政治化实施宪法的路径，是将宪法实施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维度和更宏观的社会背景下，予以统筹安排。而对于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也必须予以控制，在不能造成宪法自身的体系违反之外，还应当讨论其他界限的存在。

现代宪法以法律规范去驯服政治，使其趋近于宪法所设定的应然状态。宪法真正的韧性同样取决于使之成为现实的政治行动者，取决于其在国内与国际背景下进行有效治理的技艺。

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的偏离在经验上是常态，取向良好政治秩序的政治实力运行，亦可被宪法规范体系所接纳。表现在法学领域上就是，宪法和国家的关系越来越以后者为主体，宪法常被以国家法称呼，宪法和普通法律的界限逐渐模糊，只剩下较难修改这一形式上的差异。